小说节选:红门(5)
红门
下午,我坐朱老板的丰田随他去了阳江。他直接开车进了工厂。我对生产车间很好奇,但一会儿就厌倦了,轰轰隆隆,咔嚓咔嚓,耳朵受不了。晚饭是在海边的船上吃的,船很稳,感觉不到晃,窗外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海。席间,朱老板给老明打电话,又是一通“鸟语”,大概是在邀功。老明让我使劲吃,跟老广不用客气。朱老板用一杯啤酒陪到底,我本想一醉方休的,看他这么个喝法,实在提不起情绪。朱老板一再叮嘱我,发了财可不能忘了他,有什么裤子需要加工,一定找他,他会给我最公道的价钱。“我们共同发财”,临走时,他豪爽地把养鱼那么多的啤酒一口干掉,还好意思亮了亮杯底。我差点笑出声来。第二天,我押着四百条裤子坐火车回丰城,四个大旅行包,分别放在行李架不同的位置或座位底下,每到一站,我都要挨个查看、清点。两天两夜几乎没合眼,中途还要在北京站换乘,那时候还没有丰城直达广州的火车。四个大包被四个小伙子分别扛着,在人流中登上天桥,健步如飞,我一个人根本盯不过来,只能贴身跟着和我讲价的那个领头儿的,寸步不离。如果弄丢一包货,我会毫不犹豫跟他玩儿命。一路的奔波辛苦,自不必多说。
若干年后,当有人听说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下海的弄潮儿,总会发出一句这样的感慨,“你们当年是赶上了好时候,现在的钱可难赚多喽!”我觉得只要人类不毁灭,这个句式就可以一代代无休止地传递下去。为此,我有必要做一番澄清:那个年代钱还被太多的人称之为“铜臭”,唯恐避之不及,不管你什么原因当了个体户,逼上梁山也好,命运使然也罢,敢为天下先也好,你是要接受周围人的白眼的,冷嘲热讽更是少不了。所谓“弄潮儿”既是时代的产物,也是个人奋斗的结果。我敢打赌,那个年代赚钱,几乎所有人都是靠当牛做马,汗珠子摔八瓣的勤奋努力赚到的。以我为例,我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在丰城与广州之间往返五个来回,一趟就是四天四宿,还是坐硬板。就是说,我一个月光在火车上就得待整整二十天。车厢里臭气熏天,白天顶多靠在椅背上打个盹儿,晚上见缝插针睡在地板上,身体是“立”着的,喘气都费劲。头枕一双旅游鞋,脸上盖一张血淋淋的小报,半夜爬起来上厕所得踮脚尖儿,稍有不慎踩着别人,很可能招致一頓臭骂,赶上对方心情不好,一场恶战也在所难免。腿是肿的,透明的,一摁一个坑,半天恢复不过来,整个人蓬头垢面,目光呆滞。这份苦,不是谁都吃得消的。
当然,差不多每隔几年,我都会听到类似的陈词滥调,“那时候赚钱,可比现在容易多喽!”那时候是哪时候?那时候赚钱真的容易吗?现在赚钱真的很难吗?那时候可没有“躺着就把钱赚了”一说。我只能说,你要是没有一个上天入地的爹,哪个时候赚钱都不容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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