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外杂谈:理性与生命(5)
小鸟和芍药 或理性与生命
安娜在施黛拉身上看到这种力量——不断被罗网束缚,却永远不会被囚禁的蓬勃生命力。这种生命力体现的是生命在被理性文化沾染前的自然状态,曾是安娜的置身之所,现在已经无法继续接纳背叛了自然天性的她。安娜能做的,只有继续依附着规则生存下去,像此前无数规则的编造者一样,用理性的语言把施黛拉和她所代表的这种生命力量记录下来,让没有形状的混沌成为笔下的角色,从异化了的女性角度凝视她,试着理解她。只有理解了那份过于强大的生命力量,她才能从这混沌的深渊旁走开,继续生存,回归自己仅剩的日常秩序,绝望地尝试着重塑和谐。
这显然是一个妥协的结局。女性被束缚在秩序中,这种处境该如何改变,对这个问题,这篇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小说没有给出解答。安娜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,在丈夫和孩子不在的情况下写作,只写给自己一人,把这一点点有限的自由囚禁在一个没有别人的房间里,用让步和回避的做法维护父权制度的统治,进一步加深秩序和生命之间的鸿沟。
豪斯霍夫尔小说中这份无解的怅然沿袭的是20世纪初德语知识分子小说的传统,中产阶级家庭琐事的外衣之下,是对生命和精神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个哲学话题的思考。豪斯霍夫尔从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向来属于男作家的哲学命题,并摆脱了男作家文中大段空泛的思辨,将生与死的永恒谜题深藏在一只将死的小鸟、一朵凋零的芍药花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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